留学生在苏联的青春回忆录博物馆成第二课堂

2019-06-08 04:45:18 来源: 河东信息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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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面对旧中国留下的百业凋零、国民经济陷于崩溃的局面,国家急需建设经验和大量新型专业人才,当时全国各行业领域的高级人才不足7万人。此时,人才之需成为国家建设的首要之需,除了通过国内高等院校培养各类专门人才之外,党和政府作出了向苏联派遣留学生的重要决策。

向苏联派遣留学生,也是战后国际格局的必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采取孤立新中国的政策,当时只有苏联和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向中国伸出友谊和援助之手。所以,“以苏联为师”和“全面学习苏联”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国策,对于中国美术教育来说,同样有自身内在的需求。

从20世纪初发展起来的中国现代美术教育,在前半叶主要是接受来自日本、法国、比利时的影响,在基础教学上,尤其以法国为代表的欧洲学院派教学为主,在创作教学上,延安时代的革命美术思想开启了新的方向。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美术教育,一方面要改造20世纪前半叶的教育思想,另一方面,随着国家建设步入正轨,美术教育也亟待走上正规化道路。向苏联派遣留学生学习美术,便成了新中国“留苏潮”的重要组成部分。

经过严格的选拔考试,从1953年到1961年,国家先后派往苏联学习美术共7批33人,其中除李葆年进入穆希娜高等工艺美术学院、李春进入莫斯科大学学习外,31人都在圣彼得堡(时称列宁格勒)列宾美术学院。留学生选拔的标准是品学兼优,他们中的许多人不仅在国内学习时专业,而且有过参加革命和工作的经历。按照当时教育部制定的选拔程序,他们在学校推荐的基础上先考文化课,内容包括政治和语文,文化课合格后再进行专业考试,两项合格后成为预备生,进入外语学院集中学习,内容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俄语,还接受了体检和政审,前后要近一年的准备时间。

【艰苦年代】

留苏是个“品”

现已年过八旬的全山石,对于当年的考试过程仍然记忆犹新,“在上海交大考笔试的时候,我刚巧坐在一排,考试的时候我一抬头,前面密密麻麻地坐满了各个专业的千余考生,我当时就想自己肯定没有希望,真没想到有朝一日我能去苏联留学。”

按照中苏两国政府签订的协议,被派往苏联学习的中国学生,除免交学费和住宿费外,由中国政府负责全部生活费用。普通大学生每月500卢布,进修生和研究生700卢布,与一般苏联学生相比,生活经费相当富足。“我一直记得时任教育部部长的杨秀峰在行前给我们作报告时说留苏大学生每人每年的费用,相当于当时250位中国农民全年耕种的收获。深知祖国人民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派遣我们出国深造之不易,我们也省吃俭用,除300卢布左右用于膳食外,其余部分几乎都花费在购买图书画册上了。”美术史论家邵大箴说。

踏上北行的列车,从满洲里出境,留学生们意气风发,走上了新的征程。穿越无边的森林和广袤的大地,经过七天七夜的旅途,到达莫斯科,再继续前行,到达涅瓦河畔,在那里,他们开始了崭新的留学生活。

在苏联的青春回忆录

张华清:我的青春就是苏联

作为留苏的第四批学生,张华清和李骏、冯真等共五位同学,于1956年坐上了北上的列车。列车经过七天七夜的行程终于到达苏联列宁格勒市,迎接他们的是王宝康、马运洪、郭绍纲等第三批留苏同学,“下了火车见到他们,我们仿佛见到亲人一样。他们先带我们去办好注册手续,安排好住处和生活,然后又带我们参观、熟悉环境。”

被画黑线的“老人头”

10月1日,学校开学,张华清被分在一年级一班,班里的学生大都是苏联各地美院附中、美术中专的学生,还有几个是服过兵役的老兵,而年过八旬的米哈依诺夫老人担任素描教授。“他的教学主张是坚持造型的准确性和艺术表现规律的科学性。”

提及自己当年的作业,张华清仍然记忆犹新,“一年级个作业是大卫石膏像,第二个作业是老人头像。我选择画老人的侧面像,当时每天画两个小时,画了四天后,米哈依诺夫走到我跟前,拿着一支铅笔,在侧面像前,从额部起直向下巴处画下一条垂直线,并指着画说‘人像内在的头骨造型重要,你的画猛一看有点像,仔细推敲,头部额骨、鼻骨、下颏骨位置没摆准,轮廓的基础没有打好,怎么能画下去呢?’”

虽然挨了“小批评”,但是张华清突然间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所在。“在这张画上已经擦不掉老师画的那条又粗又黑的线了,我只好另取一张素描纸从头打轮廓,重新开始。”过了两天,教授再次走到张华清的素描架前,看到他新画的作品颇为满意,“这就对了。”张华清也意识到国内学生画素描时普遍存在的问题——追求表面立体效果,对内在的结构重视不够。“也就是那时开始,我才意识到‘人体解剖学’在绘画中的重要性。”

为了更好地领悟西方艺术大师的绘画精髓,张华清开始埋头于阅览室,临摹意大利出版的米开朗基罗、达·芬奇、拉斐尔等人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那段时间我学会了人物内在结构表现的方法,更大的收获是明白了大师们如何观察对象和如何进行艺术加工。”

纠结半年的毕业创作

此次展览中,观众可以看到张华清为留苏毕业创作《江南的早晨》画的小稿。回忆起毕业创作的那段经历,张华清说自己一度非常“纠结”,“既然在苏联学油画,就要把自己所学到的造型和色彩的知识运用到毕业创作中,另一方面,我又希望在作品中能体现出中国元素,是描写中国题材或者中国人生活的作品。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久,直到老师‘警告’我说,再不开始就来不及了。”

在几张小稿中,观众可以看出作品色彩的变化,有一张小稿色彩鲜明,接近自然色彩,但是在一稿中张华清刻意将色彩减弱,“为了表现一种透明的光感”。在近一年的毕业创作时间,张华清用了将近半年的时间找寻自己的表现形式,“我需要将生活的素材加以提炼加工,不能看到什么就画什么。我的指导老师萨科洛夫觉得我把学的东西已经用在了创作当中,但是我自己还是有点不太满意。”

解剖学对素描大有裨益

“留苏学习这几年,对我的收获就是素描的造型和色彩的表现方法。”在张华清看来,中国油画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还处于“土油画”的水准,解放前因为战乱等原因,曾经出国学习的徐悲鸿、吴作人等老艺术家们没法在国内广泛传授知识,发挥作用,“到了苏联我才懂得什么是地道的油画色彩,中国油画在色彩方面的知识也是从我们那一代人从苏联学来的。除此之外,我们在素描的造型上也学到了很多知识,两年的解剖学学习让我们牢记了人类每一个骨骼和每一块肌肉的位置。”

1962年夏天,张华清与冯真、李骏三人结束了列宾美院学习以后,曾申请去莫斯科普希金博物馆和特列嘉柯夫画廊临摹大师的作品。“到了莫斯科,我们住进了苏里科夫美术学院附中学生宿舍,工作人员虽然在放假,但仍然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为我们免费提供服务。”张华清回忆道,“那时到处都能感受到苏联人民对中国人的友好。不管去哪里,当地教育部门或学校都非常热情,免费提供住宿,有什么困难他们尽量帮助解决。可以说学习生活之余,我们和当地的同学及苏联人民产生了深厚的感情。”

60多年后,回忆起当年的故事,张华清仍然觉得“历历在目”。“如同王蒙先生在《苏联祭》所说,对于我,青春就是革命,就是爱情,也就是苏联。”

全山石:6年学习 受益匪浅

作为留苏的第二批学生,全山石于1954年开始在列宾美术学院学习油画。初到苏联,每天都要吃面包、黄油、酸黄瓜、鱼子酱,这让同学们总是觉得有些不习惯。生活虽然艰苦,但也是丰富而快乐的,“冬天上午11点天才蒙蒙亮,夏天夜里12点多太阳还不落山,我们还画画、踢足球呢。”

去没有中国学生的班

在苏联学习的六年之间里,全山石成绩优异,是中国留学生中个拿到“毕业生”称号的,而当年的毕业生中也只有两个人得到了这项殊荣。而“毕业生”的要求就是要85%的学习成绩达到五分以上。可以想象,对于需要先过语言关、且在国内没有接受过系统油画传统学习的中国学生来说,想成为毕业生是何等不易。

后来,其他国家的留学生纷纷请全山石介绍经验。提起自己的“秘诀”,全山石说,要学习一个国家的文化,一定要先过语言关,这样才能在不断交流中领会当地文化的精神。刚到列宾美术学院时,别的同学都希望有个中国同学同班,相互好有个照应,只有全山石主动要求分在没有其他中国人的班级。“于是我每天都和苏联同学们混在一起,一起学习,一起做运动,很快就打成了一片,假期甚至住在要好的苏联同学家里,耳濡目染自然对他们的生活了解得更多,也很快领会了当地的文化,这些对于我作画都是有帮助的。”

全山石还打趣地说,去苏联留学的时候,许多同学都已经有了“对象”,而自己是“单身汉”,“别的同学周末都忙着给家里写家书写情书,打电报,我就和同学们在一起画画,这可能也是我拿到生的原因之一。”

博物馆成“第二课堂”

6年的学习生涯,对于全山石来说受益匪浅。“首先是在观念上,我了解了油画的本体语言。当年只知道用颜料画画,却不知道油画有自己的规则、层次和要求,也不懂得什么是色感、什么是质感、什么是触感。国画是要看笔墨的韵味,而油画则是一种堆叠出来的美感。这些是在画册上学不来的,都要在看到原作作品之后才能体会到。”

几位留苏同学都曾提到,留学苏联不仅是向授课先生拜师学艺,而且在于有机会向艺术的经典作直接地学习。毫无疑问,苏联博物馆是留学生们的第二课堂。紧张的学习之余,每个星期天,全山石都会带上面包酸奶,在博物馆里待上一整天。“上课的时候,常常画不到位,老师就告诉我说,你今天不要再画了,明天去博物馆看看原作的这个部分是怎么处理的。去博物馆看画看得多了,对于种种画法也渐渐了然于心。”

当时全山石欣赏提香的作品,全山石花了几个月时间,去博物馆里临摹了两幅提香的作品。在中国美术馆展出的、备受观众好评的《玛利亚玛格达丽娜的忏悔》,就是其中一幅。在这张作品完成之前,全山石还临摹过一张被他称为“失败”的作品。“当时我没有一步步按照提香的画法,而是用自己的方法临摹了一个头像,发现效果完全不一样,他的画作颜色通透而浓郁,而我却无法画出那种通透感。就好比涂十遍淡淡的红色和涂一层深一些的红,出来的效果肯定不会一样,现在想来道理其实非常简单。”后来一个博物馆的研究员告诉他说这种画法并不正确,于是全山石又重新临摹了一张。“开始是每周日去博物馆,后来毕业前就是整天整天待在博物馆里,吃了不少苦才完成了这件作品。”晨报 张硕

本版图片由中国美术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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